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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忧天?对设计婴儿的仔细审查 专家:不太可能出现“超人类”

作者: 发布时间:2018-12-31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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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每一种新的生殖技术或生殖干预手段的出现,同样的世界末日幻想场景都会在人们的言论中出现。这意味着公众必须更多地了解遗传学。

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出生后,设计婴儿的崛起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从那以后,相同的世界末日场景就一直在人群中重演。

亚当·纳什(ADAM NASH)还是胚胎时,他生活在实验室的一个培养皿中,科学家检测了他的DNA,以确保他没有患上范可尼贫血症(范可尼贫血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血液病,纳什的妹妹莫莉(Molly)就患有这种病)。他们还检查了他的DNA,以确定他是否具有相同的组织类型。莫莉需要一个匹配的供体以进行干细胞治疗,她的父母也决心要找到一个。而亚当的出生就是为了让他脐带中的干细胞可以成为他妹妹的救命药物。

亚当·纳什被认为是第一个设计婴儿,他于2000年出生,采用了植入前基因诊断的体外受精技术(这是一种用来选择所需性状的技术)。媒体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表达了对这对父母动机的同情,但同时也提醒着读者,“眼睛的颜色、运动能力、美貌、智慧、身高、阻止肥胖的倾向,免除某些心理和生理疾病的困扰,所有的这些性状在未来的父母决定要设计婴儿的时候都可以提供选择。”

因此,和每一种新的生殖技术或干预手段一样,设计婴儿被人们称为“我们不应该想要的未来”。但是这些设计婴儿孩子们从来就未出现过,而且他们的出现离我们也很遥远。对此我并不惊讶。

我研究的是多基因与生活方式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复杂疾病和人类性状的预测。这项研究表明,遗传学家无法解读遗传密码,也不知道谁的智力和运动能力会超过平均水平。由多种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导致的这些性状和疾病不能仅仅用DNA来预测,而且也不能被人工设计出来,不是现在不可以,而是永远都不太可能可以。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出生后,设计婴儿不可避免地崛起了,下一步就是迈向“一个父母可以选择孩子性别和特征的勇敢世界”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94年,一名59岁的英国妇女扩大了自然的界限,她在意大利的一家生育诊所里将捐赠的卵子植入自己的子宫,从而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1999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一家生育诊所提供胚胎性别选择,以筛查只发生在男孩身上的疾病。2013年,23andMe获得了一项工具的专利,该工具基于父母双方DNA预测婴儿的性状出现的可能性,关于设计婴儿申请专利的问题就出现了。2016年,英国允许一名女性通过试管受精的方式将自己健康的线粒体捐献给一对夫妇,将孩子父母的数量增加到3人,这又增加了人们对非自然孩子的恐惧。上个月,当新泽西州的一家名为“基因组预测”(Genomic Prediction)的公司宣布,其胚胎DNA筛查小组也将评估由多种基因引起的复杂疾病的风险,如2型糖尿病和心脏病,人们又再次开始担心培养出智商高或运动能力强的婴儿。

11月26日,贺建奎在香港举行的第二次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报告称,他成功编辑了上月出生的双胞胎女婴的DNA,随后人们担心的那种情况又发生了。

但设计婴儿末日场景并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出现,几十年来这种担心都没有变过,同样的“理想”性状,同样假设如果技术允许的话父母会希望选择这些性状。但似乎没有人质疑这些性状是否仅仅是我们基因的产物,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胚胎中选择或编辑它们。

在早期,人们对设计婴儿有疑惑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不断重复出现的这些假设的恐惧表明,人们对DNA及其编码的基因以及它们工作的方式实在是缺乏了解。

DNA变化的方式

虽然也有例外,但人与人之间的DNA变化通常只有两种方式:DNA突变和DNA变异。

基因突变会引起罕见的疾病,如亨廷顿氏病和囊性纤维化,这是由单一基因引起的。比如BRCA基因的突变会大大增加患上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选择没有这些突变的胚胎可以消除这些疾病的全部或主要原因——毕竟和所有女性一样,没有BRCA突变的女性仍然可以因为其他原因患上乳腺癌。

基因变异是遗传密码的变化,它比突变更常见,与共同的性状和疾病相关。DNA变异增加了你可能会有某种性状或患上某种疾病的可能性,但这种变异并不会确定你就一定会有或者引起这些性状和疾病。这种联系意味着,在几个大型研究群体中,有某种性状的人里面,具有这种基因变异的人要比没有这种变异的人更多,而且有这种变异的人往往只比没有的人出现的频率略高。

这些变异并不会确定一个性状的出现,但它会通过与其他DNA变异和非遗传影响(如成长、生活方式和环境)相互作用来增加性状出现的可能性。要在胚胎中设计这样的性状,需要在多个基因中进行多个DNA改变,并协调或控制相关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让我们把它比作开车。DNA突变就像轮胎瘪了,刹车失灵一样:无论你在哪里驾驶,这些技术上的问题都会给驾驶带来麻烦。而DNA变异就像汽车的颜色和类型,或者汽车的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会影响驾驶体验,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产生问题。例如,在一个微风吹拂的夏夜,开着敞篷车行驶在好莱坞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上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但在隆冬穿越一座高山关口时,这就有点难受了。汽车的特征是利还是弊取决于环境,而环境是可能会改变的——环境从来都不是理想的。

大多数DNA突变除了引起疾病之外就没其他作用了,但DNA变异可能在许多疾病和性状中都发挥作用。例如MC1R“红头发”基因,这个基因不仅会增加孩子长红头发的几率,还会增加他们患皮肤癌的风险。或者是OCA2和HERC2“眼睛颜色”基因的变异,这些基因也与患上各种癌症、帕金森氏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风险有关。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是科学文献中报道的统计关联,其中一些可能得到证实,其他一些可能没有。但其中传达的信息很清楚:编辑“理想”性状的DNA变异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括许多科学家尚不知道的后果。

我们可以从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分析中看到这一点。通过尝试让婴儿抵抗艾滋病毒,他可能大大增加了这些婴儿对西尼罗河病毒或流感的易感性。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智力、体育和音乐性等复杂的性状无法被选择或设计出来,而且基因编辑这种行为完全不成熟,也缺乏科学的支持,但仍然会有投机主义者会试图向人们提供这些性状选择。基因组预测公司(Genomic Prediction)的联合创始人Stephen Hsu在谈到他提出对胚胎进行多基因风险测试时表示,“我认为人们会要求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做,其他公司也会做,在某个地方,会有另外一些人在做这件事,如果不是我,就是别人。”人们需要受到保护,远离这种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DNA检测和编辑。

科学给生殖技术带来了不可思议的进步,但却没有让设计婴儿离我们更近。设计婴儿其实并不是受到技术的限制,而是受到生物学的限制:共同性状和疾病的起源实在是过于错综复杂,我们无法在不引入有害影响的情况下修改DNA。

                                                                                                                   —— A. Cecile J.W. Jans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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